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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更努力于打倒他的贰个个政敌,打倒刘少奇

时间:2019-12-04 01:26来源:现代文学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
  《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4、5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对群众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

周恩来闻知这一消息,立即预先嘱告工作人员:“如来要人时,须请示我决定。”他还告诉童小鹏、汪东兴:“他们揪王光美是与刘少奇相联系的。所以,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月13日深夜,毛泽东风闻中南海造反派到刘少奇家中贴大字报,就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会,他和刘少奇进行了一次谈话。两人一见面,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当时,这种劝阻一点作用也没有,“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仍是有增无减,大有向全国扩散之势。周恩来十分生气,极为反感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

  —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原来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格平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军区负责人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权。毛泽东对江青说:

“我们不能侮辱他的人格”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中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似乎是一种默契,会议期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幅标语,出现在北京的街头巷尾。10月20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来京串联,并准备把批刘少奇的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恩来知道后,一再予以制止。

  两天之后,王光美悄然再去清华大学。刘少奇要她在那里蹲点,以求摸清基层的“文革”情况。

毛泽东边走边笑着说:

违心批判刘少奇的“罪行”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原来这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精心设计的恶作剧,他们谎称刘平平遇上了车祸,引诱王光美上钩。刘亭亭和刘源源去了以后,没有见到刘平平,是按照他们的要求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刘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们没有想到刘少奇也来了,便迅速报告上级,得到的答复是:

中央文革揪住刘少奇、邓小平不放,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暗中给他撑腰壮胆,张春桥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他们虽然作检查,态度还不好。”“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们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废!”

  江青在信中写道: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很大的阶级斗争。”

接着,北京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又提出要到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他一再告诫那些癫狂的造反派,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揪了,如何保卫党中央?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五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中号召说:

蒯大富的胆子大了,竟然带领数千人上街游行,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字报,张贴到天安门。他们还开动宣传车,并且涌至中南海西门,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他又转向大家,问道:

1968年10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在那样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并在会上作表态性的讲话,批判刘少奇的“罪行”。

  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秘书去后,毛泽东继续问傅崇碧:

1966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有意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而林彪干脆对此作出注释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

  幕后导演的几句话,便使红卫兵们想出主意:给王光美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对她进行羞辱!

1967年1月21日

他还亲自找蒯大富等谈话,明确告诉他们:“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这时,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他果断反驳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①

谭震林脸红脖子粗地喊道:

也就是在此时,他考虑到刘少奇的艰难处境,吩咐自己的保健医生:“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

  一次又一次会上较量,蒯大富坚持反工作组的立场。后来,他宣布绝食,以抗议工作组。

“这就看毛主席您的态度了。”

“刘少奇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毛泽东想起在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打倒朱德!炮轰朱德!”的标语。他明确表示说:

造反派自恃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劝诫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1967年1月6日傍晚,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刘少奇、王光美的儿女刘源源、刘亭亭为人质,把王光美诓骗出中南海,然后进行围攻。周恩来听说此事后,极为恼火,立即进行干预,王光美于次日凌晨又返回中南海。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

原来,上海玻璃机械厂在1967年初夺权后,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生产委员会”。这个“革命生产委员会”的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改变夺权后工厂生产无人过问的状况。

  他们千里迢迢赶来成都,正是为了抓捕这个老人——彭德怀!

“那个时候没有搞‘喷气式’,最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问:你现在说说!

1月12日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组织冲入刘少奇的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上了大字报。

  来自江青、来自“中央文革”的支持,一下子使蒯大富成了反工作组的“英雄”,成了清华园内红卫兵的领袖人物。这样,蒯大富手下的“井冈山”红卫兵,也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嫡系部队”。

于是。毛泽东提笔写道:

  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晚上,“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孟接到康生的电话,要他马上去钓鱼台。肖孟赶到那里,上了楼,见江青和康生在等他。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病人搞死了。”

  问:你听谁说的王光美是特务?

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

  这“断然行动”,在半年之后,终于以突然袭击之举实行了。

图片 1

  彭德怀

“刘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华。”

  千里迢迢揪“海瑞”——彭德怀

谭震林听说毛泽东来了,就不再吱声了。

  刘亭亭走后,王光美还不放心,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自行车去医院。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

  江青庆幸自己的“胜利”,她表扬了戚本禹:“现在就是打仗,你戚本禹是个聪明人,指挥有方,等文化大革命胜利后,我们也要评功论赏,封你将军,封你元帅!”

据闫长贵后来回忆说:在他给江青当秘书的整整1年中,江青无论是作报告或是发言,从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都是她亲自拟提纲。所以,秘书从来没有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种种迹象表明,江青仍要用那伪造的启事,耍弄阴谋诡计。

关于陶铸的情况前边已经说过,他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来,他又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可是,他却利用掌管的宣传大权,在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大登刘、邓的照片,特别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还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陈毅的头像去掉,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此,毛泽东才说了上边那些话。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九大’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恶作剧开了个恶例。在所谓“智擒王光美”后几天,一月十二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了刘少奇家中,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贴满大字报,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对刘少奇的批斗会!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经过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

  谢富治批:“送江青同志一阅。”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

  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再说1月6日晚,毛泽东把刘少奇1月5日的请示信批给周恩来,他写道:

  恶作剧“智擒王光美”的幕后指挥

人民大会堂的小会议厅里,20多个与会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更关心他的老部下陈丕显,他问道:

  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我还要你来教训?”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周恩来接到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贺电草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柞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

1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戴根金项链,本是不足大惊小怪的,何况那是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赠送的,王光美戴上它也是表示礼貌。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

  会后,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没有得以贯彻,周恩来的录音带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并未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徐向前也站起来吼道:

  问: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想把问题带到棺材里去吗?

“我看你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

  毛泽东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1967年1月9日在、发出》。

  这下子,王光美决定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站了起来,跟她一起去。于是,在警卫的随行下,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轿车离开了中南海。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志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

1月21日,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率先表态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典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第二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印发的“智擒王光美”的传单,飞向四面八方,成为轰动全国的“爆炸性新闻”。

  问:你怎么知道王光美是特务呢?

1月7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要刘少奇做检查的行动。

  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人,在被“紧逼”的生命的最后二十七天中,竟被“突审二十一次”!

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中称赞领导夺权的原山西省委领导人和省军区负责人支持夺权斗争,“为全国革命领导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样。”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通告中说:“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他们的讲话,飞快地印上传单,标以“‘中央文革’首长讲话”的标题,撒遍北京街头,煽起了倒陶的狂潮。

与会者大多都发了言,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大手一挥,说:

  这样报告悲惨的情况:“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好。马上把贺电发出去。”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二百四十几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

“陈丕显过去的功劳没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连住房门上的扶手都经常用红外线消毒,又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应该靠边站,接受群众的批判吗?”

  且不提批斗会上那荒唐的种种批判,王光美在万国睽睽下,最为招人注意的是被红卫兵戴上一长串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没,没有打倒,还在监督工作。监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一月八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饭的时候,中南海刘少奇家中的电话铃声响了。刘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过电话,耳机里传出了急促的声音,说:

  谢富治是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病死的。据其家属记载,谢富治病重期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曾说:

毛泽东看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道:

  张:不能。这问题我真是搞不清楚,我也不造谣言。

王恩茂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说:

  “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①①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说:

  “项链事件”前前后后

后来,有人在京西宾馆扩大会议上提到军内要搞“四大”,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等人立刻跳了起来,他们说:

  这样,专案组也就变本加厉地逼问杨承柞,逼问张重一。

1月25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徐向前昨天汇报的内容,他写道: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祥夫妇成了“要犯”!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来到京西宾馆,一边往里走,一边和站在前边的各地领导者握手问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他说: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经江青圈阅的专案组的报告如下:

“谁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应该受到批判,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夺他的权。没有人例外。”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林彪当即召集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开会,商议并拟出了关于军队文革的7条规定:1、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2、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4、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7、不准串联。

  就在杨承祥夫妇被审讯之际,张重一教授也受苦受难。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召见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况,他说:

  谈毕,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道:“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宜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了。”

  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此后,阎长贵每天在给江青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因张犯患肝硬化癌变、腹水,为争取时间获取口供,经领导批准,请解放军总医院在监内采取了医疗监护和急救措施。十月二十六日张犯病情急剧恶化,二十八日移入解放军总医院,经大力抢救,给我们创造了多审七天的条件。至十一月一日死亡。张犯是十足的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家伙。……对于这样一个死顽固,我们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审讯小组,持续地发动政治攻势,在拘留二十七天中,突审了二十一次,穷追紧逼,终于迫使他断断续续地交代了有关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几个情况。”

“结尾的署名应该加上中央文革。”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上海已由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贺电写得很明白。”

  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①看了周恩来的信和那个北京大学学生的信,毛泽东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作了如下批示:

“对上海的夺权,你们还有什么看法?”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1月16日这一天,全国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黑龙江军区司令员,在毛远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

  彭德怀,这位元帅在七月十九日受斗之后,北京卫戍区不得不向“中央文革”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的保护下,登车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则被连夜拉到清华大学审问、批斗。

  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送刘少奇到门口,叮嘱他说:

  刘少奇才高兴了两天,受江青、戚本禹唆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造反派,又冲进刘少奇家中,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一张桌子上接受批斗!

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等人。参加会见的是康生、刘宁一。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不言而喻,姚文元所指的是刘少奇!

“平平的腿好了吗?”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林彪当天即将7条规定报送毛泽东。

  第一副组长 江青,副组长 张春桥;

江青也生气了,说道:

  成本禹进行了“注释”,说道:“海瑞就是彭德怀,他现在在四川,是大三线的副总指挥,那里没人敢动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谭震林紧追不放。江青说: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开了联席会议。

“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①曾志,《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载《笔祭陶铸》,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过了一会儿,电话又响了。那是亭亭打来的,讲话似乎很犹豫,说一句,停一下。亭亭说,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着,是一位“大夫”的话音,要求家长尽快赶往医院。

“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有一部分你们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针和政策,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

  “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如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批判批判,难道你们就不应该受批判?现在一切都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引者注:指《清宫秘史》)

“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谭震林仍然不依不饶。周恩来生气地说:

  那是江青直接给他们打了电话:“你们红卫兵这也行,那也行,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大山里头养神,天天还打太极拳,将来回来好反我们,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

伯达同志和小组同志们:

  刘少奇的电话线也给扯断了。从此,刘少奇失去了和毛泽东、周恩来的电话联系。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一回到北京,陈云便参加了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所谓的“伍豪启事”。六月十三日,陈云以当事人身份,在会上说道:

东方翁曰:从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开始,到1月8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的夺权阶段。在这个时期,虽然还有红卫兵卷入其中,但他们已经不是运动的主力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许多产业工人和机关干部都已经卷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了各种造反派组织,他们已经取代红卫兵成了运动的主力军。同时,在这一时期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造反派逐渐发生分裂和改组,两派或者几派之间,都各自标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军队内部的文革也出现了派别之争。于是派性斗争日益加剧,对立面之间的武斗也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在夺权斗争中出现的大混战局面。作者东方直心 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外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说:

  问:你知道多少说多少,说说她过去的情况!

“《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一天,徐向前见林彪尚无回音,就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战略情报特务!”

1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红卫战报》的一篇题目为《赞“革命生产委员会”》的文章。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他们的姓名,还打了个叉叉。”

  就在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不久,六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召开批判蒯大富的会议。王光美没有在会场露面,但是在清华园里收听了大会实况转播。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在会上发言,批判蒯大富。

“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难道能允许他们就这样给毁掉吗?”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被蒙在鼓里,解释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所载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姚文元的“三评”之———即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评周扬。在这篇评周扬的文章即将发表时,姚文元根据“形势需要”,在文末添加了一段长注。长注的末句,发出了新的“战斗讯号”:

欲知其它省份的夺权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江青很是得意,因为她利用红卫兵,羞辱了王光美,出了积在心中多年的怨气!

刘少奇一听,明白毛泽东还不了解真情,就说: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傅崇碧猫着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着“喷气式”的样子,说道:

  当时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工作的陈云看见启事,当即派人前往申报馆,送去《伍豪启事》,要求刊登,以驳斥那个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馆不敢刊登。几经交涉,才于二月二十二日在《申报》上登一“曲笔”广告:

1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在《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中明确批示道: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大闹京西宾馆”。

  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傅崇碧把周恩来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说:

  彭德怀回京后,由于有中央警卫部队守卫,红卫兵不能把他拉出去斗,但是不断纠缠他,审问他。

于是,陈伯达、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夺权斗争的贺电草稿,报送给周恩来。

  秘书綦魁英闻声披衣出来,挡不住这批蛮横无理的红卫兵,反而遭到拳打脚踢。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们。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发牢骚说:

  是个特务,这个家伙是很严重的很厉害的特务。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王光美正想详细问一下,对方已经把电话挂断了。就在此时,电话铃再度响起。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队打来的,说刘平平骑自行车在六部口附近被1辆汽车撞伤,正在抢救,要求亲属尽快赶往医院。王光美因为周恩来曾经要求她不得离开中南海,以防不测,所以,王光美就让刘亭亭和警卫班长骑自行车先去医院看一看。刘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儿子刘源源骑车去了医院。

  望着头顶的天花板,一字一句地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嗯……”

“上海是不是把陈丕显同志打倒了?”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历史情况很不容易。”③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8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人民解放军奉命陆续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

1月19日,毛泽东召开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把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参加学习班,提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

“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

  刘少奇无法容忍对于他的人格的侮辱,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说了这么一番话,为自己严正辩证:

评论员文章中还写道:

  江青在看电视新闻时,居然注意到王光美脖子上细小的项链。她大为不悦,因为她在王光美出国时关照过:“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显得别致、出众!”她,仿佛把王光美当成她的“样板戏”中的演员似的,连戴不戴首饰都作了“规定”!

“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少奇、邓小平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指示进行。”

“党政机关已经够乱了,难道还要把军队也弄乱吗?”

  毛泽东当时的这一声明,把那个伪造的启事痛加驳斥。因此,毛泽东本人,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清清楚楚的。

“听说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样,能打倒吗?”

  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和首都各报都转载了此文。红卫兵要彭德怀写“认罪读后感”。

刘少奇回到家,对家人说:

  “文革”开始不久,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光美出现在清华大学,去看大字报。学生们发现了熟悉的面孔,欢呼着,要她讲话。王光美说道;“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是刘平平家吗?你是刘平平的亲属吗?刘平平刚才被汽车撞伤了,大腿骨折,正在我们医院里抢救,请你们马上来!”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军队应该表示态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创造,军队支左是个好典型。”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重要的当事人之一陈云,在“文革”中“靠边”。自一九六九年起,陈云被“下放”到南昌,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教育”。①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比陈云才终于得以离开南昌,返回北京。

刘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个孩子:女儿刘平平,儿子刘源源,女儿刘亭亭,女儿刘潇潇。刘平平在刘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四月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去清华大学作检查。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不经过毛泽东同意,也不讲任何策略,专门接见了新华社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了社会。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凛冽的寒风在成都街头奔突,一群不速之客坐着吉普车,忽地在永兴巷七号的大门前嘎的一声刹住。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样,刘少奇在警卫们保护下,登车回到中南海。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

  主席:

“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谭震林一听就要蹦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

  法庭还宣读了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办公室副主任兼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组长肖益的证言:“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引者注:应为六月)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组刚成立时,康生、谢富治在中南海西楼一次专案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刘、王专案组由江青负责,其领导成员还有谢富治、戚本禹等。康生虽没有列为该专案组领导成员,但他是直接插手这个专案的,经常出谋划策。”

“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江阿姨”怎么忽地“关心”起他们呢?

1月24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将军队文革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表示,要向毛泽东报告。

  刘涛不知“江阿姨”找她何事,也就去了。一到那里,她的弟弟——刘少奇的第五个孩子刘允真也在呢!

话说1967年1月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团时,点名批评了陶铸和王任重,说他们都是执行刘少奇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

  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共渡,是不行的。

“为什么夺陈丕显的权,他可是红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过,要“求证”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毕竟还不那么容易。

毛泽东听罢,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了,劝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要读黑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还要读狄德罗的《机械人》。

  江青“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从王光美下手。她要从王光美那里打开缺口,进而彻底打倒刘少奇。

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模范。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和揭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政策。你们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主席:

编辑:现代文学 本文来源:她更努力于打倒他的贰个个政敌,打倒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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